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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外匯開放和加強資本管制_65歲不允許把額度之內的錢匯到國外

“因為我今年已經71歲了,銀行說年齡已經超過了65歲,65歲以上沒有完整的證明材料,不允許把額度之內的錢匯到國外,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央行的政策,可見許多商業銀行為了執行資本管制的規定,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防止資本外流。其中一個辦法,一個營業部門兩個窗口開,雖然有五個窗口,但只開兩個窗口。”

余永定:65歲不允許把額度之內的錢匯到國外

余永定:我只不過是接近退休,其實已經過了退休年齡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我主要講兩個問題:

第一,關于金融開放和資本管制之間的關系。

剛才外管局的孫先生作非常精彩和具體的發言,說的非常好,完全贊成。

我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可以回想,2009年開始推人民幣國際化,很快出現主導的輿論,中國應該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在2012年,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口號被提出,而且寫入各種各樣的正式文件之中。雖然沒有非常正式的文件,但大家似乎達成默契,大家都認為2015年的時候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基本可兌換。2020年實現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資本管制。大家現在回過頭想一想,如果當初按照這個計劃執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一系列意向,今天會面臨什么樣的結果?不難想象,情況會非常危險。

幸好我們的領導機構及時對政策進行調整,我們不是在2015年基本實現,2020年完全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可兌換。相反的是我們大大加強了資本管制,管制加強到什么程度?有人說老余,你這是商鞅變法,自己坑自己。

有一次到銀行換匯,每個人的額度是5萬,我完全在這個額度之內,我想換2萬美元匯到國外。因為我要到國外探親,結果被銀行制止。

銀行說你的年齡已經超過了65歲,65歲沒有完整的證明材料是不允許把你額度之內的錢匯到國外,一下子慘了。

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咱們央行的政策,可見許多商業銀行為了執行資本管制的規矩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其中一個辦法,一個營業部門兩個窗口開,雖然只有五個窗口,但只開兩個窗口,等去吧。各個地方都想了很多辦法,為了防止資本外流。當然了加強資本管制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我一直贊成,也一直在鼓吹這樣的做法。但我們有的時候容易把事情做極端,走到另外的一個極端當中。合法的換匯也受到阻礙,當然也是一個笑話。因為我超過了65歲,今年已經71歲了,所以沒有資格按照規定換匯。

潛臺詞就是說你該死了你又不是年輕人,你干什么?年輕人去學習,你為什么換匯?有的做法過了。

但我并不埋怨他們什么,這樣的做法應該調整。但說明一點,我們現在的資本管制大大加強。大方向認為是完全正確的,但在一些細節上需要進行調整。

我為什么講這個例子?為什么管理部門及很多的銀行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極端的資本管制的措施?這里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的匯率不動,基本不動。

我們要維持匯率穩定,潛臺詞是不能突破7,7是一個心里關口,只要到7就要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干預,讓它不要突破7,值得討論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經濟當中價格是一個調節的杠桿,需求多了,價格上去。需求少了,價格下去。對于外匯也是如此,如果都想把錢匯出去,都想利用人民幣漢美元,這時人民幣要貶值,因為對美元需求多了,美元上漲。

這本身是一種具有調節機制的。我想到美國買房子,因為美國的房子比中國大陸的房子便宜20%。如果說人民幣貶值了20%,再算的話美國的房子就不便宜了,那時也不去換了。對企業來講,它也會做這樣的計算。我想強調一點,匯率是一種穩定資本流動,穩定金融跨境流動,使我們的經常項目和我們的資本項目,總的來講就是使得國際收支趨于平衡的重要調節機制。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實行的是自由浮動或者說有管理的自由浮動,很少有國家說我們國家的國家貨幣要盯住美元,比如說盯住7或者說盯住8,很少。據我所知,現在唯一剩下的是香港,香港盯住美元,實行聯系匯率制度。但它也有一定的波動區間。如果不允許讓匯率貶值,又不想讓資本外流,不想出現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況。怎么辦?你只好加強資本管制。

我想表達的意思,加強資本管制是對的,也是正確的,也是不得不做的,而且我們現在做的確實不錯。

另一方面,應該讓人民幣有相當的靈活性,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相對的使資本管制松一點,讓人們有更多的靈活性決定到底是不是要把資金匯到國外,或者使企業容易的換匯,買人民幣或者賣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和資本的流動,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管理要比較好的結合起來,找到平衡點。現在似乎對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強調的少一點,我覺得這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太有利的。

我再次強調,加強資本管制安全正確,而且現在我覺得外管局做的非常不錯。另一方面,由于我們對人民幣的匯率的浮動過于擔心,使得我們的資本管制方面可能有的地方做的有點過了。我希望能夠找到更好的平衡,讓人民幣匯率多一點彈性。

第二,目前宏觀經濟形勢要求我們讓匯率有比較大的彈性。

大家一般講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人說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什么意思?對美元的穩定,還是對人民幣的有效名義匯率的穩定?我們自己講要盯住一攬子的貨幣,BIS不斷地公布人民幣的名義調控到底是多少。我們在盯住美元的過程中,過去相當一段時間里美元是一種升值的狀態,人民幣盯住美元,所以也隨著美元升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你的名義有效匯率是升值的。日元、英鎊、歐元對美元都在貶值,由于你的名義有效匯率的升值,出口的競爭能力受到損害。根據BIS的材料,我只是看到了2-3月,人民幣在3月升值了2%,就是它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2%。名義有效匯率升值1%。你的名義有效匯率是升值的,而這個對中國的出口是不利的。我們目前又面臨著美國的打壓,關稅提高了,原來是500億25%,2000億10%,現在這2000億也提高到25%,而且特朗普威脅說進一步提高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關稅。一方面提高關稅,一方面名義有效匯率又在升值,對中國出口和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不利。

我們確確實實許諾,而且我認為中國一定要執行這樣的許諾,我們不把人民幣匯率作為一種貿易戰的工具,沒有錯的,我們一直在嚴格地遵守這樣的諾言。但我們有權力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執行獨立的宏觀經濟政策,什么意思?

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的過程,第一季度表現比較好,但4月表現不行。5月到底怎樣,現在沒有材料。但我們得到的許多信息的反饋,我們的經濟增長往下走。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應該采取怎樣的宏觀經濟政策,非常簡單,實行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具體來說,執行寬松的財政政策,要有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關鍵因素,我們把利息壓低。我們應該讓利息壓低,解決企業的融資貴和融資難的問題。現在由于為了維護人民幣匯率對美元不破7,我們需要不斷地干預。當然了現在央行干預的比較巧妙,不是像過去那樣動用大量的外匯儲備。2015年、2016年用到一萬億的外匯儲備,這是不能重復的。我們采取了緊縮立案市場的人民幣的流動性,發洋票。這不錯,但這是緊縮貨幣。現在的壓力不是特別大,這樣做是可以的。但如果人民幣貶值壓力進一步上升,怎么辦,還是通過緊縮人民幣的流動性嗎,這是有升息的作用。連帶起來,中國貨幣市場的利息比上升,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讓利息比下降。這樣的政策是不可持續的,除非外貿形勢得到好轉,除非我們的經濟增長形勢好轉。否則,我們遲早要執行更為寬松的財政政策,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樣的政策和我們保7的政策會發生矛盾。

結論是毫無疑問的,我們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我們不是增加出口而貶值,我們是要想保持經濟的增長,這對全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能會采取進一步的寬松貨幣的政策。當我們一旦采取了這樣的政策,遲早再次面臨是否允許人民幣破7的問題。如果讓人民幣破7有恐慌,大量的資本外逃,情況不可收拾。我不相信這個論點。潮水往外流,水從哪里來?我們的經常項目有順差,不會有很大的換匯壓力。資本外逃不像2015年和2016年那么容易了,資本跨境流動有一塊是合法的。比如外資把利潤匯回,外資撤資都是合法的,沒有問題。但這是一種比較長期的決策,我不相信外資會在短期內把大量的利潤匯走,一下子把資金撤走。因為你破了7,他們不會這么做的,因為這是長期的考慮。甚至在現在的情況下,據我知道,廣東外資的流入比外資的流出少,有的撤資,但也有更多的投資項目進來,不會有太大的變動。過去主要是資本外逃造成的壓力,現在我們加強了資本管制。我不知道如果讓人民幣匯率由7變到7.01,中國會出現什么樣的大災難,我認為不會出現大災難,完全是自己嚇自己。現在讓它在7之間晃動,7.1、7.2又回到6.9,這樣晃大家心里適應不會有大的問題。如果一旦形勢惡化,我們需要大規模的采取刺激政策。如果我們的貿易形勢惡化了,那這時需要大幅度的貶值,那時敢不敢破7。如果那個時候破7,那時會產生恐慌。與其等著那個時候破7,不如現在讓它在7這晃動,這是可控的。我們應該利用比較自然的心理,比較放松的心理看待匯率的變動。7、7.01、7.02與6.9和6.95沒有區別,我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有信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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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2016年11月17日2017《財經》年會,余永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我不敢對人民幣匯率做出判斷,誰都很難做出判斷,很多著名的銀行家都說,對他們來講最最困難的事情是具體判斷最后會走到什么水平,這太困難了。我想講一下比較原則性的問題。首先,我完全贊成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先生的觀點,就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支持長期人民幣貶值,人民幣應該是一個強勢貨幣,但目前,人民幣確確實實面臨著貶值壓力,從總體上來說,來源于貿易,我們過去出口順差非常大,現在出口順差就有所減少。最重要的是資本外流,包括資本外逃,昨天我看了一個電視節目,專門介紹怎么在美國買房,我就奇怪了,每個人5萬美元的額度,怎么能在美國買房子,合法不合法?但電視臺已經給大家提供各種各樣的建議怎么在美國買房子不吃虧、不上當。

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適度干預外匯市場,讓人民幣有序的、逐步的貶值,最后達到均衡匯率水平。與此同時,加強資本管制。這樣就可以避免使用過量的外匯儲備來干預外匯市場。我對央行加強資本管制的措施完全贊成,我覺得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確確實實要加強資本管制的。但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在強調資本管制,加強資本管制的同時,電視節目里卻在議論如何把錢挪到外國去,在外國買房子,是不是還有很多渠道使人們能夠非常方便的把錢匯出去呢?我不知道,我向有關方面提出這個問題。

現在我想強調一個觀點,如果我們不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就必須對市場進行干預,雖然干預的程度有時候多一些,有時候少一些。這種干預的結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匯儲備,在過去兩年中,我們消耗了超過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然這里頭有估值作用等等,但這個數量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能對8000億的概念不是特別清楚,我想強調一點,IMF的總資源一共是6600億美元,在整個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世界各國政府所消耗的外匯是3500億美元,我們是8000億美元。很多分析家認為,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認,但有相當大的程度上這不是藏富于民,是我們損失了錢。

另外,它會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央行特別提出了這一點,我們為什么現在不能降準呢,因為一降準輸入更多的流動性,會增加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央行也充分認識到了,如果匯率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我們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就會受到影響。

我們現在不得不加強資本管制,雖然我長期以來支持加強資本管制,但我們必須承認,資本管制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果我們讓人民幣更多的由市場決定,資本管制的壓力就會相應的減輕。過去我們的一些政策錯誤的原因是順序沒考慮,如果把順序搞對了,最終我們是能夠比較平穩的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的。

緩慢的貶值,不能消除貶值預期,市場總是預期,你還是要貶值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資本市場的改革就會受到很多阻礙。舉一個例子,如果你想發展衍生金融產品防范匯率風險,如果大家都認為人民幣要貶值,很難找到交易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你想發展衍生金融產品也是比較困難的。

匯率貶值有這么可怕嗎?我覺得沒有這么可怕。從國際上,一般大家討論四個問題:第一、銀行貨幣的錯配。第二、企業的外債。第三、主權債。第四、通貨膨脹。就我們中國目前來講,這些問題都不存在。而且我還想說一下,在世界經濟史上,你是否能找到過這樣一個例子,一個國家三十多年來都是經常項目順差,現在的經常項目順差依然是世界第一,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世界第一或者是第二,這個國家有3萬億的外匯儲備,這個國家的執政能力超強,這個國家還有資本管制,它的匯率會大幅度貶值20%嗎?能找出一個例子嗎?我認為是沒有的。我不否認,如果央行停止干預,可能在短期會出現所謂的超調,但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大,我們是有能力來克服這種沖擊的,只要我們做好準備。

總而言之,我希望能夠及早下決心,讓匯率由市場來決定,盡快實現匯率的市場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許多枷鎖,專心致志的把我們的宏觀調控搞好,把我們經濟結構的調整搞好。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肯定會明顯加強,特別是在特朗普當選之后的初期,因為他多少要表示履行他的競選諾言,而且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現象,全球化對美國不同階層的影響是不同的,對美國的藍領工人,確實使他們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減緩,甚至沒有改善,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美國的藍領工人來講,可能是有好處的,所以,特朗普的這樣一種政策是有民眾基礎的,中國應該對此做好準備。

另外,我們還要繼續我們的國際化的步伐,我們要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你搞貿易保護主義,我們成了貿易自由化的旗手,這樣做是正確的,無論是從實際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正確的。

我也想特別強調一下,就是量力而行的問題,要適度的問題,不能太冒進。最近,我們一些銀行被罰款,我們媒體和一般公眾的潛意識,馬上認為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不對,我認為這是一種偏見,這是受了人家長期宣傳影響的一種偏見,不見得是咱們的不對,或者咱們可能有點不對,錯可能是在對方,美國不但罰中國,而且罰了很多西方國家的大銀行,并不一定是那么有道理的,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警惕。我們在向外擴張的時候,向外推進的時候,一定要小心謹慎,步步為營,穩扎穩打,量力而行。

我覺得中國必須要加強資本管制,稻葵說的巨大的流動性,我們可以簡單的算筆帳,假如中國有2000萬中產階級,每年都想換5萬美元,這個數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辦呢?只能是資本管制,這個額度是不能改的。當然我不會主張他把額度減少,但無論如何,必須要嚴格執行這個額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學生告訴我,有些老板把員工的身份證借來換很多外匯,這種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買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認真的調查研究,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吧,面臨著這樣一種挑戰,完全靠市場的方法是沒法解決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幣在貶值壓力之下,應該盡快釋放這種壓力,而不是緩慢的釋放壓力。我們在過去十幾年中,已經有這個經驗教訓了。2005年的時候,我們說一定要打破人民幣升值的非理性預期,那是理性的預期,你打來打去,熱錢不斷地流入,一不小心掉入美元陷阱。現在同樣是這樣的,你是打不掉的,讓它貶到底了,預期就消失了。去年的股市給我們提了非常好的經驗,它升到高點要降,不讓它降花了幾萬億套在那兒,最后還是降,最后到3000點還是穩定在那兒了。

我的意思是資本管制不能放棄,但我們不能輕易改變過去的一些承諾,我們現在是嚴格執行已有的管制,另外,盡快的讓人民幣由市場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減輕了我們必須要加強資本管制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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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表述的是,資本管制要繼續進行,但是更多的精力要放在糾察一些非正規渠道或者違規的換匯外流上,而不是想著法地不滿足正常的換匯需求和換匯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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